黄玉顺:中夏族民共和国墨水从“经学”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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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专业教育”传授的是客观的、有用的东西,一个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人,就可能在某一特定岗位上胜任他的工作。如果他服从安排、任劳任怨,那么他就可以做出很好的成就。但问题是,仅靠专业教育,仅靠传授客观的科学知识和实用的技术能力,只能培育出合格的“螺丝钉”,却无助于独立人格的培育。而这方面,正是“自由教育”的定位。

        从何着手呢?笔者认为,引导学生诵读经典就是有效手段之一。经典只有诵读了,才能化为学生的营养,才能深入学生精神的“血肉”当中去。经典著作可能比较艰深,能否对小学生起到应有作用?这个问题现在已无需再论证,许多文史哲方面的大师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大师的经历和结论,以及这些年我们忽视人文教育、忽视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恶果,已经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足够的证明。

  一种路数其实是经学史的研究、而非真正的经学。这种研究,事实上是用那种属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模式的史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经学对象,颇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意味。如今在学科分类上,“经学史”属于“思想史”,“思想史”属于史学,而史学通常属于西方现代学术范式的实证科学,这种实证科学试图模仿自然科学那样的没有价值立场的“客观”研究。我们读到的几部经学史,大致都属于这种路数。在中国,这种学术路数是由胡适、顾颉刚等人开创的。然而,这与经学何干?这样研究的结果决然不是经学的重建,倒恰恰是经学的更见彻底的瓦解。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这种史学范式,力图从当下社会生活出发来重新诠释经典。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诠释的结果同样绝非原来意义的前现代形态的经学,而是本文将要阐明的现代性的国学。

“自由教育”可谓是西方人的“国学”,它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教育系统,在启蒙时代一度没落,而在19、20世纪又有所复兴。

        事实上,第一,一个人的教育和成长,既需要科学素质,也需要人文素质。科学教育可以使人掌握科学技术、获得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却不能解决人的思想、精神和做人问题。即使像牛顿这样处于人类自然科学研究顶峰的许多伟大科学家却仍然解决不了终极信仰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教育目标,应该是让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兼具,而不仅是只具备科学素养,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又要有足够的传统文化根基。第二,一个民族,如果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后果不堪设想,这并非杞人忧天、耸人听闻;而且事实上这些现象和问题已经普遍存在,并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在经历了“五四”运动时期批判传统文化矫枉过正和近一个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之后,今天,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竟具有如此深刻而全面的内涵,具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比如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人体的认识,对医学的研究,乃至认识世界的思路与方法,远比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要高明得多。现在西方人都在反思、借鉴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医治他们的“致命伤”和“痼疾”了。这些都已在告诫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再也不能耽误下去了,再也不能错下去了!我们此时应该认识到:只有首先把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传承好、运用好,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

  这里首先必须强调:国学不是汉学。汉学(sinology)或称为“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一门学科。古代汉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近代以来的汉学、尤其现代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当今的汉学主流是西方汉学,对当今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无论就其目的、还是就其方法而论,都与我们所希望的国学毫无关系。

搞出雷人试卷的学院的某些人,一方面崇尚“女德”,另一方面认为Wi-Fi会造成脑溢血;各种国学班一方面也强调女德,另一方面则轻视数理化科学教育;权健等商家一方面打着复兴传统医学的旗号,一方面抵制现代医学的科学成果。

  目前中国学界的状况,可谓:经学热中无经学,国学热中无国学。本文重点讨论“国学”问题。尽管所谓“国学”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但真正的国学尚待建构,或者说,我们还仅仅处在这一建构过程的“初级阶段”。这是因为,真正的国学至少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然而这五大特征却都是现有的所谓“国学”研究尚未具备的。

而这种定位下的自由教育,自然也不可能与现代科学发生冲突。因为人们一开始就并不否认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而是说,恰恰是因为现代科技“太有效了”,因而让功利主义压倒一切,让人们满足于工具理性而放弃了反思和批判。人们致力于不断提升效率,却忘记去反省初衷和目的。比如在基因技术等领域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国人在不断提升技术能力方面并不落后,但是在究竟为什么要发展这一技术的人文关切方面,却缺乏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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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荷马、柏拉图、西塞罗等数千年前的经典,仍然值得21世纪的学生们去学?而且这种教育何以能够与现代科学并不抵触?这就要从“自由教育”的定位说起。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给出了如此描述:“自由教育的理想是,促使人们思想开放(open-minded)并避免地方主义、教条主义、偏见或空想;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所自觉,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意识到自己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总之,顾名思义,“自由教育”的主旨是“自由”,意在培养人们能够独立地、批判性地思考和行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真正的国学应当是指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用我常讲的一种说法,这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②]。这里涉及“民族”、“国家”、“国学”的概念问题。西方有人将汉语的“国学”表达为“Chinese National Culture”,这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意识到这是关乎“Nation”、亦即现代性“国家”的学术。[③] 现代汉语“国家”这个词语可有两种不同的意谓:一种是前现代意义的国家(state),如齐国、楚国等,或者帝国(imperial state (empire));一种是现代性意义的国家(nation),例如中国、美国等等。“nation”意谓现代“民族国家”,如“League of Nations”(国联)、“United Nations”(联合国)。现代汉语“民族”这个词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谓:一是前现代意义的民族(ethnics),一是现代性意义的民族(nation)。在现代性意义上,民族和国家其实是一个词、即一回事,就是nation。在前现代意义上,中国有56个民族;然而在现代性意义上,中国却只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或者国家,就是Chinese Nation ——“中华民族”或曰“中国”,这也就是国学之所谓“国”。“国学”这个词语的出现,乃是在中国开始现代化、走向现代性、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产物,它是中国部分学人的现代民族观念或现代国家意识之觉醒的结果。

最近,教育系统内有两件事情引起热议:一是广西北海艺术学院的“雷人试卷”,二是孙楠夫妇把孩子送去读“国学班”。两件事并非偶然的孤例,已经有评论者把它们和“权健”联系起来,背后都体现出某种“反智主义”的泛滥,或者说公众科学素养的缺失。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人强调:现代中国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不过是“文化国家”或者“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④] 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进而认为今天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⑤] 这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说他们无知,是说他们竟然不懂得区分前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说他们别有用心,是说有人希望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所谓“单一民族国家”。令人痛心的是:国内学界却有不少人居然也在随声附和这种论调!

所以说,理所当然地,“自由教育”之所以还在教授几千年前的传统经典,并不是因为这些经典仍然在提供客观的、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柏拉图比爱因斯坦高明,所以我们才值得去读柏拉图。恰恰相反,“自由教育”的定位就是“无用”的教育,旨在让人们从追求功利的、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主义中超脱出来,在一个不同的维度上去反思自己的位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关键词】经学;国学;时代转型

我们亟需发展“自由教育”,而中国人的“自由教育”自然不能也是只去读柏拉图和西塞罗。一个中国人想要去定位“我们从何处来”,想要在历史和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自然也需要去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去阅读中国的古典著作。但是这些教育的主旨是自由而非顺从,在这个意义上,“国学”的复兴甚至还没有开始。

  显而易见,胡适所说的“国学”其实就是“历史”学,而且是所谓“中立”的实证史学。他试图“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但这种“历史的眼光”其实是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下,“历史”就是“国故”,即是已经过去了的“故”纸,是与主体意识无关的“客观”的东西。实证史学在学理上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必然遭遇“认识论困境”: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所谓“客观的”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内占据的份额不是太多了,而恰恰是太少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一教育维度的欠缺,导致了科学素养的欠缺。

  

我们看到,弘扬国学似乎总是与反对科学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崇尚科学的人,想必是一定要反对国学了。

  【摘 要】中国目前学界可谓:经学热中无经学,国学热中无国学。真正的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国学反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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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立刻发现许多人对“国学”的定位恰恰相反——学习传统文化并不是旨在培养“自由”,反而总是为了培养“顺从”;而抵制现代科学也并不是因为“反对效率至上主义” ,相反,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产品比现代科学更加“有效”。

  

这个教育维度,在西方叫做“liberal education”,在中国被翻译成“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但其字面意思其实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相对,教授的是那些并不直接指向职业或实用的东西。西方的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哲学传统等等科目,都是“自由教育”中的重要环节。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斥任何西方的东西、包括汉学的东西。然而问题在于思想方法、尤其文化立场。用西方的汉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国学,那仍然是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况。如果仍然坚持用汉学方法来研究国学,那就真是“国将不国”了,而何“国学”之有?

从实用性角度看,传统经典确实早已过时,他们都有着各自时代的局限性。而恰恰是这种时代局限性成就了它们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走进他们的时代并跳出我们自己的时代,在时代的碰撞之间,在思想的交锋之间,在历史长河中更恰当地定位我们所处的位置。简而言之,阅读古典不是为了否认进步,而是为了理解进步——我们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被时代浪潮裹挟着前进的身不由己的螺丝钉,而是需要获得更超然的视野和更宽阔的胸怀。那么,在专业教育之外,通过自由教育去接触古代经典,就成了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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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国学与科学相对立的态势本身,也许自始自终是一种错位。所谓“国学”本应在教育系统中成为“科学”的补充,但由于一群猪队友的努力,反而让传统文化变得臭名昭著了。

  现代所谓“学术史”本质上只是一种实证史学、而非国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对经学的一种解构,且并未给出建立国学的路径,原因在于它不过是实证史学的一种尝试。[⑥] 比较而言,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尽管仍然是“史”、而非国学,但却更近于真正国学的精神,即其实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象化、“客观”化的“学术史”,亦即并非纯粹的实证史学,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传达出了现代性的“国”的精神。[⑦] 其自序云:“今日者,……言政则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国情政俗相恰否也;捍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已尽变故常为快。……言学则仍守故纸业碎为博实。……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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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其所谓“国学”绝非国学。与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深刻内在关系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应该承认,它使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了可能;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们“丧其故步”,使得现代中国学术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强调:

  所以,我们今日的任务不是什么“重建经学”或“新经学”,而是建构真正的国学。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真正的国学并非现今流行的这种所谓“国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经学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是想说明:今天的“经学研究”其实不是什么经学。真正的经学绝非什么“社会科学”,而是在家族社会、皇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学术表达,不仅渗透在那种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中,而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须注意,这里的“国家”乃是前现代意义上的、皇权时代的、作为中华帝国的“中国”,而非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详下)经学的社会基础是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国学的社会基础则是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

  我们说国学并不是汉学,这决不仅仅是所谓“研究方法”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立场问题。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秘密。例如,赛义德(Edward W. Said)的“后殖民理论”便已足以惊醒我们:究其实质,西方汉学——西方世界关于东方“中国”的话语,只不过是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而已;这种东方主义的汉学不仅体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且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念,行使着西方的话语权力。[①] 这样研究出来的“国学”决不可能是真正的国学,毋宁说只是南辕北辙的“葵花宝典”、“文化自宫”而已。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却有不少学者崇尚用这种汉学的“方法”来研究所谓“国学”,且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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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⑨]

  我们不能不承认:经学是前现代的家族社会、皇权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决不可能是现代性的市民社会、民权时代的东西。经学的时代确确实实已经过去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现有的似乎红红火火的“重建经学”的两种路数,其实都是大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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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路数倒似乎是原汁原味的经学,即是“原教旨”的经学。这种经学并非“重建”,而是简单地“回归”,即是简单地保存经学的原有学术形态——狭义的汉代经学、或者广义的自汉至清的古代经学。举例来说,如今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三个大学同时在搞的“儒藏”就是这样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经学”就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不再是经学了:其一、这种“经学”其实是文献学、古籍整理;其二、这种文献学、古籍整理事实上同样隶属于现代学术范式的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上述第一种路数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而仅仅是指出它并不是经学);其三、这种“经学”显然是与现代社会、当下生活无关的东西,因为它并不是从当下的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而为之服务的,而这一点恰恰与传统经学的宗旨背道而驰。除非这种“经学”要求我们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学界也确有极少数学者持有这样的立场,即人们所说的“原教旨主义儒家”,他们反对科学、反对民主,乃至于反对一切现代性的东西,有人甚至提出重建“三纲”、再立“皇上”之类的极端主张。但这不仅同样是不可能的,并且根本上就是不应该的。生活不是为儒学、经学而存在的,儒学、经学倒应该是为生活而存在的。

  

  

  近年来学界掀起了“经学热”。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重建经学”、或建立一种所谓“新经学”。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涉及经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因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乃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产物,并隶属于、顺应于、服务于那种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时代及其学术形态,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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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

  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

  现代范式的史学,上文已有说明,其本质是一种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其立场是“客观”化,其特征是对象化,总之是不切己的,不是“为己”之学(《论语·宪问》)。这与国学的性质相去甚远。国学之“国”意味着文化立场上的“中国性”(Chineseness)、而不是什么客观性;所以,国学的内容决不是研究者主体的自我存在之外的研究“对象”,而是这种主体的一种自我表达;因此,国学绝非“科学”、“史学”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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