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鸿儒忆郭永怀:他为神州科学事业做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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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具体说就是要研究教科书中没有的或是其中可否定的东西,研究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尚未做成功的东西。

原来,1956年中国科学院公开招考研究生时,郭永怀还没有回国。两位钱先生在知道他要回国的情况下,特意帮他招收学生。俞鸿儒就是在那时报考了钱伟长的研究生,和其他四名学生成为了郭永怀回国后的第一批弟子。

(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整理)

跟着大师“向科学进军”

由于国内会做实验的人很少,而理论实验两者都不可或缺,因此郭先生当时着重培养实验人才,他安排他的首批五名研究生中的四人做实验研究,我是其中之一。

他的高兴还缘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以前就跟着钱学森先生、跟着郭永怀先生学,拿到这个奖好像与他们关系又紧密了一点。”

郭先生给我指定方向——发展激波管技术,研制激波风洞。他说,激波风洞将会非常有用,但国家经济和工业尚不发达,缺经费,缺先进技术。你只能用很少经费,在不可能获得所需的先进技术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

俞鸿儒:跟随大师的脚步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

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科研项目被取消,俞鸿儒的项目虽然得以保留,但经费极少。郭永怀多次对他说:“钱少亦能工作,应该学会用最省钱的方法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那才是真本领。”

郭永怀先生对我的成长影响深远。

“科研项目的评估,就像买古董,只有识货的人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跟着外国人走,仿得再像,也永远落后于别人。”俞鸿儒说,要想真正加强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人们集体观念的转变和体制的改进,这不是任何人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

对于当时的中国,跟踪模仿是一种速见成效的途径。然而郭先生的要求,断了我走模仿别人的路子,他也不允许我走这条路,目的是为了培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来能够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

俞鸿儒是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郭永怀先生的学生。而当年“替”郭永怀招收研究生的,正是“三钱”中的“两钱”——钱伟长和钱学森。

但郭先生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对实验并不熟悉,如何培养学生从事实验研究呢?严济慈先生有个观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经过训练,要有导师指导。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其次是培养克服困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郭先生与严先生的观点相似。

俞鸿儒坚持认为,国际流行的方法价格昂贵,技术复杂,还是氢氧燃烧驱动更适合中国国情,并认为其缺点可以改进,虽然怎么改一时也说不清,但他相信应该能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国内条件好了,作研究不要太着急自己的事,要多为后人着想。

他也迷茫:什么是科学研究?应该怎么作研究?那时钱学森刚回国不久,俞鸿儒很是仰慕他的学问和爱国精神。他想,能不能到他那里去做?刚好当时报考中国科学院没有单位限制,于是俞鸿儒第三次走进考场(他分别于1946年和1949年考上同济大学和大连大学),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郭永怀先生引导我做实验”

有一年,俞鸿儒建成了一个大设备——高性能的大型激波风洞。本以为导师会表扬他,谁知一向和气待人的郭永怀看到后却很生气:“你究竟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

但是模仿能够快出结果,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则很难;模仿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创造性愈强的研究愈容易受到怀疑和反对。郭先生要求我们少用经费,降低对技术装备的要求做实验。起初我认为是适应当时环境的权宜之计,逐渐的,我认识到这种能力是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而若缺乏这种能力,要想获得创造性成就几率不高。

俞鸿儒赶紧向导师解释,汇报了他如何回收利用废置设备,如何寻找便宜又能保证质量的加工厂,如何用仅8万元搭建起了这台高性能的激波风洞。

现在看来,当时许多省钱的“土办法”实质上并不“土”。改革开放后,我有机会与国外同行交流,受到他们尊重的正是这些“土办法”得到的结果,模仿他们即便做得好也不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这使我更加愿意做别人没做过或未做成的项目。

近水楼台,俞鸿儒受钱、郭两人影响颇多。他至今记得,郭永怀第一次和他们谈话时很严肃:国家的科学事业需要很多人做铺路石,他也是。郭永怀希望他们也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有了郭先生的支持,即使实验“炸了房子”,我们也免遭批评。氢氧燃烧驱动是一种强有力的激波管驱动方法,很便宜且不依赖高技术装备。但由于很危险以及性能难以满足要求,国外已经不采用这种方法。郭先生同意我们研究改进这种方法,只提了一个要求:防止人身伤亡事故。后来实验中发生了几次事故,但每次事故后均未遭受谴责,反而是安慰与鼓励。因为郭先生早就向所长和党委预先作了说明。1968年郭先生将我们调入气动中心,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型号研制过程出现的困难,协助他们推动高技术的发展。

■本报记者 赵广立

新中国成立已近70年,更应该以自己培养为主。碰到人才缺乏时,首先想到买或抢人才的习惯也该改一改了,大家应努力为自己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级人才创造条件。

俞鸿儒最早在国内开展激波管的研究。他于1958年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能够模拟气体超声速流动的激波管;20世纪60年代末,他以极低费用建成中国第一个性能达到国际水平的JF8激波风洞,并在多个飞行器的研制过程中协助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为中国人造卫星、战略导弹等的成功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2年,在他和同事独创的爆轰驱动技术基础上构思出来的“JF12”在北京怀柔建成,被国际上誉为“超级巨龙”。

讲述人:俞鸿儒(气体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国内首先开展激波管研究,建成高性能激波风洞和配套的瞬态测量系统)

“科研项目的评估,就像买古董,只有识货的人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跟着外国人走,仿得再像,也永远落后于别人。”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当初,郭永怀先生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

“风洞需要气流速度很大、流量很大、能量很大,而且要加热到很高温度,是很费钱的东西。”俞鸿儒说,“但绝不能以钱来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标准,未必花钱更多的就更有价值。”

郭先生预计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将非常艰难,为此尽力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短期难见成效,他千方百计让我们小组能长期生存下去,使我们能安心工作。

《中国科学报》 (2015-11-06 第5版 人物)

为后辈人才做“铺路石”

为研究超声速飞行,1958年,郭永怀在力学所成立激波管组,并指定俞鸿儒为组长。在郭永怀的支持下,俞鸿儒提出研究氢氧燃烧驱动激波管。这是当时已被国际上基本弃用的一种实验方法,因为其虽然费用低廉,驱动能力强,但试验气流品质低,容易出事故。

封建社会流传下一种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时有人认为做实验的人是体力劳动者,被人看不起。如果不是郭先生让我做实验,我很难安心一辈子做下去,这件事使我受益匪浅。实际上工作类别无高低,做得好坏才是实质。

“科学研究最关键的是人,是创新,而不是钱。有创新,再少经费也能用自己的办法做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作。没有创新,用再多钱仿制国外再多的先进技术也是赝品,做不出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俞鸿儒言真字切地说。

■俞鸿儒

“我意识到,先生并不要求我们成为飞黄腾达的‘龙’,而是叮嘱我们做脚踏实地的‘牛’。”俞鸿儒说。

被讲述人:郭永怀(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有的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比如基础研究,烧钱也没用。”俞鸿儒说,我国基础科学领域落后的原因复杂,有历史的,有文化的,不是投入大就能解决得了的,“我们不要太浪费”。

1946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同济大学数学系学习。1949年全国解放,国家需要建设,我感到工程对建设更能直接发挥作用,便再次参加高考,考入大连大学机械制造系。1953年毕业后留校。

科研评价就像“买古董”

郭永怀先生当年回来跟我们谈话时强调,“你们好好干,你们以后的人也许会出重大成果,咱们给他们做铺路石”。

在不久前举行的2015中国力学大会上,87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空气动力学家俞鸿儒获颁首届“钱学森力学奖”。“钱学森力学奖”是为纪念我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力学学会创始人之一钱学森而设立,每4年评选一次。获此殊荣,他感到高兴:“我是搞实验科学的,不是研究理论的,这个奖能够颁给做实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如何“向科学进军”?自己能做什么?我都不清楚,就想到中国科学院看看。那时钱学森先生刚回国,我便报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时郭永怀先生尚未回国,钱学森和钱伟长两位所长挂名为他招了五名研究生,报到时才知道我的导师是郭永怀先生。

这让俞鸿儒至今难以忘怀。“实验室炸一次表扬一次,哪有人有这种魄力?”最终,俞鸿儒弄清了事故原因并采取了防范措施,他创立的氢氧燃烧驱动方法沿用至今,40多年来再未发生过严重事故。他对记者说,当时做这些试验,自己虽然冒着风险,但导师郭永怀等人冒的风险更大:“要不是他们保护我,我这个事干不成。”

俞鸿儒忆郭永怀: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铺路石

俞鸿儒这才意识到,郭先生此前的那番话并不仅仅是针对当时困难环境的权宜之计,更是认识到科研工作者不应该把精力耗费在“找钱”上,应该尽可能采用简单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有效途径。

由于郭先生对实验不熟悉,他实事求是地只关注是否遵守他指定的方向进行,而具体如何做则放手让我们自己决定,只要我们不断地出结果,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满意。郭先生还不要求我们定期向他汇报工作进展,而是不定期来实验室看我们。他工作非常繁忙,这样做既能缓解他时间安排的困难,又能了解我们是否全身心投入工作。

郭永怀坚定地支持俞鸿儒放手去做。由于不清楚原因,俞鸿儒在试验中多次发生事故。最严重的一次竟把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都给炸毁了。然而,俞鸿儒不但没有被责难,反而受到安慰和鼓励。后来,力学所索性一次性申购了许多水泥和木材,实验室炸坏了就立刻重建。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通常不会那么顺利。刚开始作研究时,因为经费少,又缺技术、仪器设备的支持,我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后来工作中逐渐显现一些实质性结果,信心逐渐增强。譬如:氢氧燃烧驱动技术的危险性能够控制了,改进后的性能具有实用价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改造成一台数字式延时器,当时除了数字式计时器,还未听说有其他数字式仪器。这些结果的出现,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埋头苦干也变得不那么枯燥乏味了。

俞鸿儒回忆说,钱学森和导师郭永怀的办公室在一起,跟钱学森有很多接触,包括当时钱、郭两人去拜访一些名家,他也随从,逐渐地成了他们的助手。“我自己觉得选不好该干什么,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中国科学报》 (2018-12-12 第4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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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也成了俞鸿儒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每个人都要制定“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当时在大连大学(后改为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留校任教的俞鸿儒被要求写类似“投身某学科研究”的“进军计划”,并被告知“几年后就能提升副教授、教授”。

郭永怀听后才如释重负,问他:“能否把试验区再延长?”

在郭永怀等人的影响下,俞鸿儒还“习得”了一项“技能”:花小钱办大事。“这个事我自己觉得很好。”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他最大收获就是“学会选题,学会用很少的钱做事”。

50多年来,俞鸿儒一直坚持这种作风:以尽可能低的费用,研制出尽可能高性能的气动实验装置。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JF12风洞。JF12 风动是国际首座可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的长试验时间激波风洞,它的建成共花费约4600万元。由于采用了由俞鸿儒等人独创的“爆轰驱动技术”,该风洞的费用比国外同类风洞低了很多。JF12风洞项目组负责人姜宗林曾说:“如果没有这些创新,4个亿也未见搞得出来。”

说起来,俞鸿儒的研究领域,还真是个费钱的活计——风洞,有人将其描述为“在地面上造天空”。

有一次,财政部一位负责人问俞鸿儒,为什么现在的科研经费越来越高?俞鸿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都是你们自找的。你们给科研人员的工资不够,然后告诉大家说国家会拨付科研经费。大家都要生存要发展,当然要多拿一点经费。这样一来,找经费的人越来越多,正经干活的人反而越来越少。”

俞鸿儒不写。“这哪是向科学进军?我看是向个人名利进军。”

原来,当时北京大学也加工了一台激波风洞,那台设备虽然规模和性能比他这台低得多,但仅加工费就达80万元。在郭永怀看来,俞鸿儒的设备少说也得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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