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节气 寒露习俗之北京流行斗蟋蟀 彩世界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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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就像美国的棒球赛季一样,中国的斗蟋蟀季节也越来越长。主张保护斗蟋蟀纯娱乐性的人担心,这种休闲活动正受到金钱文化的威胁。

《中国科学报》:*把蟋蟀作为一项学术研究,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什么?你又如何看待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斗蟋蟀被贴上了“旧文化”的标签,并和麻将等娱乐活动一起被宣布为非法。但是今天,中国人有着更充分的经济保障,更宽松的政府管制,在休闲娱乐方面也逐渐重拾传统。这是“一种中国文化,就像茶文化一样”,70岁的上海专家李世均说。

《中国科学报》:*你当初怎么想起研究蟋蟀的?*

体形雄而矫健。蟋蟀相斗,要挑重量与大小差不多的,用蒸熟后特制的日菣草或马尾鬃引斗,让他们互吹较量,几经交锋,败的退却,胜的张翅长鸣。旧时城镇、集市,多有斗蟋蟀的赌场,今已被废除,但汉族民间仍保留此娱乐活动。这项活动自兴起之后,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又从民国至今,前后八九百年的漫长岁月。这一活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呈现出年甚一年的趋势。

近日,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引起人们关注,尤其结语中延伸的“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的提法,成为争议焦点。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文章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天嘉博士。

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斗蟋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吧。

《中国科学报》:*有人质疑蟋蟀负载中华文化这个提法,称其“民族昆虫”不合理,你怎么看?*

结语: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关于寒露节气的一些寒露的习俗,很多人都想知道寒露的习俗有哪些,而今天我们就为了大家介绍了斗蟋蟀这样的习俗,是不是很吃惊呢?不管怎样,北京的老少爷们还是很开心有这样的一种习俗的。

陈天嘉:感觉很意外,其实这只是一个小众的研究方向。我原来在历史学系从事科技史研究与教学。团队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资源,从当代科学的视角整理传统自然知识。我们研究过单质砷、秋石、人部药、尿疗、食用胚胎等,研究人们制造、加工、使用它们的科学原理和历史依据。除了史料研究之外,也做模拟实验,使用当代检测手段。研究对象是旧的,但力图有新的视角和手段。

寒露的习俗很多,但是你知道寒露的习俗有哪些吗?在这寒露节气,人们喜欢怎样的习俗呢?斗蟋蟀在人们的印象,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纨绔子弟才会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北京的寒露习俗之一竟是斗蟋蟀。

研究贵在求知,我们基本没有受到国家研究基金专门资助。这样的研究,读者少,引用率不会高,不会给刊物提高影响因子,审稿人也不好找。现在有学科外的读者注意到,也算是幸事吧。

据记载,斗蟋蟀儿始于唐朝天宝年间,南宋权相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掌权后尤喜促织之戏,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促织经》。明朝宣德皇帝也爱斗蟋蟀儿,致使一只好蟋蟀儿价至数十金,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北京人玩蟋蟀儿,大概也始于明朝吧。

说到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是做基础研究经常讨论的。今天,当我们在谈一件事情价值意义时,更多是与经济效益相关,但可能忽略了学术价值。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其目的更多在于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或澄清一个思想观念。像我研究中国历史上如何认识这个昆虫,产生了哪些知识,把这件事弄清楚了,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但是,如果全年都能斗蟋蟀,那么蟋蟀养殖户就能靠培育出的新品种大赚一笔。赌蟋蟀是非法的,但在中国却非常普遍,而且赌注也在不断升高。过去,赌胜者可以得到一块月饼或对手的蟋蟀。而如今的赌注规模从最厉害的蟋蟀的价签上可见一斑,这种蟋蟀也叫“将军”,可以卖到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

从全文看,这句话是结论之后的延伸,呼吁大家能从更健康的角度去关注中国蟋蟀文化,关注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开发。用蟋蟀赌博是违法的,过度捕捉蟋蟀也会对物种和环境造成破坏。

斗蟋蟀,汉族民间搏戏之一,是一项古老的娱乐活动,但这种休闲方式很残酷。斗蟋仅有雄性,它们为保卫自己的领地或争夺配偶权而相互撕咬。二虫鏖战,战败一方或是逃之夭夭或是退出争斗,倒是鲜有“战死沙场”的情况。

蟋蟀成为“民族昆虫”,合理吗

寒露习俗之北京流行斗蟋蟀

事实上,中国关于蟋蟀的历史文献和民间经验还有很多,从科学史角度一定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大家议论的这篇文章是我系列研究中的第四篇,前三篇相继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知》)、台湾人类学刊物《民俗曲艺》 (《中国斗蟋蟀博戏中的芡草与芡法》)、《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传统蟋蟀谱研究》)上。

寒露,这样的时节天气渐渐转凉,提醒人们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而斗蟋蟀也是这个时节很盛行的一件事。

我多年给研究生上“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现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一些读者注意到了我的身份,我视为鼓励和督促。学者与公众实质性社会互动的机会很少,不同知识背景、视角乃至立场,对问题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我偶然遇到了这个机会,觉得还好,大家理性讨论就好。

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清代时,活动益发讲究,先蟋蟀要求无“四病”外观颜色也有尊卑之分,“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

陈天嘉:“民族”是就人类而言,昆虫当然谈不上什么“民族”。“民族生物”是指特定民族社会及其文明与之发生特殊关系的生物。这涉及另一门新学科“民族生物学”,它研究当地人在特色文化和独特自然环境下,与当地独有动植物进行有趣互动,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中国斗蟋、巴厘岛斗鸡、西班牙斗牛都值得研究。科学人类学家还从某个区域或民族文化的视角,研究自然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民族昆虫”的概念可以从这些意义上理解。我在这篇文章中谈的是中国的蟋蟀品种,尤其是博戏蟋蟀。其实,只要结合语境和民族生物学,就不会误读我的原意。

随着赌注的升高,赌徒们也在想方设法求胜。于是便有了“白虫”,这是一种靠激素和强化肌肉的方法人工养殖的蟋蟀。

《中国科学报》:*这项研究如今引发网友关注,你怎么想?*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到秋天,宠物市场上都会挤满虫迷。他们簇拥在从乡下来的虫商周围,一边掀开汤罐头大小的圆筒的盖子检视每只蟋蟀的腿脚和大颚,一边讨价还价。来自山东省的蟋蟀最值钱,尤其是迷卡斗蟋(Velarifictorus micado)。有时刚一成交,买主们就忙不迭地到外面斗起蟋蟀来了。

陈天嘉:国际动物行为学界把蟋蟀作为模式生物,研究其行为方式和身体器官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用于发展争斗机制和策略的理论模型等。我的研究受《自然》上发表的德国动物行为学家霍夫曼等人《飞行能恢复蟋蟀战斗力》,以及加拿大生物学家贾奇等人的《雄性斗蟋的武器》(发表在PLOS one)的启发。两文都提到,他们的工作从中国传统斗蟋蟀经验中获得灵感,进行了严格的科学验证。

中国蟋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的艺术。它主要发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真正的蟋蟀名产地,以山东齐鲁大平原而闻名全国,而山东的宁津县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宁津种的蟋蟀头大、项大、腿大、皮色好,同时宁津蟋蟀还有北方干旱区虫的体质、顽强的斗性、耐力、凶悍,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所以近些年来全国蟋蟀大赛中,宁津种的蟋蟀多获冠军。历史上宁津蟋蟀为历代帝王斗蟋蟀的进贡名产地,历史上才有宁津蟋蟀斗慈禧的汉族民间故事传说。

陈天嘉: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者,多把注意力聚焦在中国人对蟋蟀生活习性和形态等方面的认识上。而我从动物行为学视角研究斗蟋博戏,这是新的尝试。我尽力搜罗迄今仍存的所有蟋蟀古籍和今人著作,通过民间走访还找到了新的蟋蟀典籍。我也做了田野考察,走访北京地区的斗蟋赛场,聚焦历史上和民间对蟋蟀行为特别是战斗行为的相关认识,使用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框架提炼和分析,看一看哪些内容有待科学验证,哪些能够为今天的行为学研究提供启示。

南宋,在斗蟋史上是着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始嗜斗蟋之戏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在日伪侵占北京时期,北平庙会上都有出售蟋蟀的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事实上,研究蟋蟀也的确很“有用”。比如仿生学,荷兰研究者利用蟋蟀尾须感受气流的原理制作了人工蟋蟀毛,应用于飞机机翼上的大型传感网络。又如蟋蟀斗败后恢复战斗力的情况,以及动物行为中的“替代活动”,是否能够有助于理解人类的拖延症等心理问题,也很值得研究。

《中国科学报》 (2018-12-07 第4版 文化)

关于中华文化,我们会联想到传统儒释道等哲学和宗教思想层面的东西,比较高大上。但文化也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有器物层面的体现。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皇家贵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都曾一度喜爱斗蟋蟀,大书法家黄庭坚甚至赋予蟋蟀五德标准。中国人在斗蟋器具、比赛规则和产业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至今,山东宁阳、宁津、台湾新化镇等地还有成熟的斗蟋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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