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科学技术史界不精心,而是斟酌者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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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科技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

“实际上,将中国科技看做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外知识传播史和比较史,便于发挥我们熟悉中国科技史的优势,为研究世界科技史找到一个过渡路径,也扩大了认知中国科技传统的国际视野。”在张柏春看来,借助国际合作和日益开放原始文献的环境,我们的学者可以更好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利用好外文史料,凝练学术问题,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历程。

我国学者有责任将科技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让国际同行更加了解中国的学术成果,并且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复杂学术问题。

近日,杨振宁在“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国内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做得一塌糊涂”,引起了科技史学界和公众的热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真的严重缺位?记者就科技史发展现状、存在的困境及原因,以及如何推动科技史发展等相关问题采访了科技史学家。部分高校撤掉科技史专业的背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依然薄弱”,谈到现状,受访专家一致表示。起步晚是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其研究重点是西方近现代科技史。几年后,工作重心才逐步转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1991年,由科学史学家董光璧先生撰写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出版。后来,他带领一批学者撰写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这两部书成为推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就是说,从90年代初开始,国内才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到现在也就二三十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简称“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历史研究,获取第一手史料是关键。“档案还没完全开放,第一手的材料难以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系教授王扬宗告诉记者,“仅靠宣传品、报纸、杂志做研究,客观性难以保证。尤其对于重大问题,还有很多的禁区。”就科技史学科发展而言,中国2000多所大学中,仅有十几所大学有资格授予科技史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刘兵说,它的发展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由于科技史是小学科,在各种评估中不具竞争力,又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部分学校撤掉了科技史学科点。张柏春呼吁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史学科,“这是提高人文情怀、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的科学事业自20世纪以来发展迅速,相比于古代科技史研究,对这100年的研究还是太少了,而这100年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王扬宗说。“懂历史、懂科技”的人才难求在科技史学家们看来,杨振宁先生确实指出了问题,但并非完全“一塌糊涂”,且一些粗糙的作品未必出自职业科技史学者之手。2000年至2003年,科学史所启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动员了110余位学者通力合作,有力促进了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这个项目的主要成果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这些论著“梳理了一些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史实,对诸多问题做了阐释”,张柏春告诉记者。再比如,学界对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的工作、沈鸿主持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工作、航天科技的发展等都有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史料整理和口述史工作也很活跃。张柏春说:“杨先生的关注,这也许会让人们更加重视科学史,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知识传播。”的确,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潜力很大,有海量的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但谁来做这种冷门工作?科技史研究的人才队伍问题让张柏春有些担忧,“不是科学史界不用心,而是研究者太少。”科学史所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世界三大科技史专业研究所之一。不过,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发展还很不充分,全国职业科技史研究人员大约有300名左右。此外,还有一些兼职学者。有网友在“科学网”公众号后台留言表示“愿意余生做科技史研究,如果能提供稳定的岗位,然而,这个‘如果’却解决不了。”在张柏春看来,科技史研究专业性强。这个学科也是有“门槛”的,规范的史学训练是必需的,科技知识也是必要的。“看得懂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工作,就便于从知识内涵上做分析,还要坐得了冷板凳。”他说,“人才可遇不可求,毕业生不易找到工作,而用人单位不易招聘到合适的毕业生。”“跟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宏大事业相比,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队伍太小了。”张柏春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有岗位、有资金支持来培养人才。研究科技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技术史,连接科技与历史的桥梁,“以史为镜”,为未来“正衣冠”。“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更好地理解在历史上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刘兵说。“在现有的条件下,推动科技史研究发展还是有许多可以做的”,王扬宗表示,最关键的是努力坚持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不能成为各种各样政策和宣传的附庸。“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予以人教益,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尤其对于有争议的科学人物和事件,更需要“实事求是”。刘兵认为,之所以存在争议,一方面是没有研究清楚历史事实,人们产生“想当然”的想法;另一方面历史是复杂的,学界对其评价也有不同的看法,争议存在是正常的,“恰恰是有争议,才体现了科学史研究对问题理解的重要性。”张柏春指出,历史研究,既不必专注于树功德碑、也不必特意立耻辱柱,只须实事求是。“将事件和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澄清史实,做出理性的阐释。”学术研究无止境,科技史研究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视角,“它永远处在逼近真实和真理的路上”,张柏春说。更多阅读杨振宁:对中国科学家贡献记载工作一塌糊涂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概括了历史学家的崇高使命。在过去的60年里,我国第一和第二代科技史学家用自己的一份执着和热忱,践行着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开辟草莱”的历史责任。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概括了历史学家的崇高使命。在过去的60年里,我国第一和第二代科技史学家用自己的一份执着和热忱,践行着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开辟草莱”的历史责任。

中国科技史学家也对民国科技史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造船、航空、机械、兵器、纺织等学科门类的历史研究,还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等机构和社团史研究,以及工程教育史和科技政策史等研究,可谓取得了不少进展。不过,张柏春表示,迄今学界在中国近代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基础仍然薄弱,学术空白较多。

张柏春期盼着未来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科技界能够开展广泛的合作。“其实,科技史学家能够充分利用的考古资料,只是我国考古和文博部门所藏文物中的一小部分。”他指出,在考古资料方面,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与科技相关的或有待做科技认知的文物越来越多。《算数书》和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机模型等诸多考古发现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使有关专题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30多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史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中国科技史学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还面临哪些问题,应肩负起哪些学术责任与使命?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围绕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三个方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述了他对我国科技史学家学术使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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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柏春心中的科技史研究,需要有扎实的史料和专题研究基础。我国科技史学家应该积极改进研究范式和方法,或者说提出新的解释模式,既有史实的小心求证,又有史诗般的宏观叙事。“待到将来,我国科技史学家就可以重构中国科技史,并勾画世界科技发展的图景。”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的学者掌握科技知识和多种语言,更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跨文化且涉及多种语言的难题。”张柏春说。迄今,中外科技史学家对明末到晚清的西学东渐做了持续的研究,在天文学、数学、力学、化学、地理学、科学仪器、火器、造船、冶金、机械等学科门类的发展史方面做了系列的专题研究。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1-16 第5版 创新周刊)

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后半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愈加凸显。据介绍,虽然部分学者做了新中国的物理学史、数学史、地学史、技术史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等专题研究,但是,基本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学科史、社会史和综合史的专题研究还过少而且分散,存在很多盲区。张柏春肯定地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科技史学界不具备撰写翔实的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的条件,工作重心应着重放在史料发掘和整理以及大量的专题研究上,还可做相关的工业遗产调查研究。”

我国学者有责任将科技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让国际同行更加了解中国的学术成果,并且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复杂学术问题。

“民间的传统技艺和科学知识是存活于当代的文化遗产,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憾。”张柏春表示,未来学界应从科技史和人类学等角度继续调查、辨析传统的技艺和知识,这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传统,同时为合理选择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学术依据。

世界科技史是我国科技史学科最薄弱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是最大的。“尽管存在语言和史料等方面的困难,但我们可以以他者的眼光看国外科技发展,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和见解。苏联学者赫森曾开创关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外史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于世界科技史,张柏春充满着期待。

《中国科学报》 (2017-01-16 第5版 创新周刊)

“民间的传统技艺和科学知识是存活于当代的文化遗产,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憾。”张柏春表示,未来学界应从科技史和人类学等角度继续调查、辨析传统的技艺和知识,这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传统,同时为合理选择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学术依据。

■本报记者 马卓敏

“青年学者应该学几种外语,多阅读外文原始文献,做世界科技史的前沿研究,用外文发表论著,为国际学界贡献新知识,并从国际同行那里得到反馈。”张柏春直言。

科技史学家的责任毋庸置疑包括认知我们的文化传统。多年的经验使张柏春意识到,借助新方法和新技术手段开展研究是巩固古代科技史研究优势地位的重要出路。

迄今,对于世界科技史而言,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将一些经典科技史论著与经典科技文献翻译成了中文,也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论著,为传播知识和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丛书

针对我国科技史界开展最早和取得成果最丰厚的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张柏春表示,未来学界有责任将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等结合起来,追踪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深化科学或技术的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从而提出更多新颖的学术问题和见解。

中国科技史学家也对民国科技史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造船、航空、机械、兵器、纺织等学科门类的历史研究,还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等机构和社团史研究,以及工程教育史和科技政策史等研究,可谓取得了不少进展。不过,张柏春表示,迄今学界在中国近代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基础仍然薄弱,学术空白较多。

科技史学家的责任毋庸置疑包括认知我们的文化传统。多年的经验使张柏春意识到,借助新方法和新技术手段开展研究是巩固古代科技史研究优势地位的重要出路。

2016年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以此纪念建所60周年。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41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文博界等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畅叙科技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科技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并传达出对学科发展的强烈夙愿。

2016年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以此纪念建所60周年。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41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文博界等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畅叙科技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科技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并传达出对学科发展的强烈夙愿。

“实际上,将中国科技看做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外知识传播史和比较史,便于发挥我们熟悉中国科技史的优势,为研究世界科技史找到一个过渡路径,也扩大了认知中国科技传统的国际视野。”在张柏春看来,借助国际合作和日益开放原始文献的环境,我们的学者可以更好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利用好外文史料,凝练学术问题,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历程。

夯实基础 深化补白

30多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史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中国科技史学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还面临哪些问题,应肩负起哪些学术责任与使命?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围绕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三个方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述了他对我国科技史学家学术使命的看法。

“如今,古代科技史研究应该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方法。”张柏春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可与李约瑟工作媲美的、由自然科学史所牵头编著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尽管如此,目前学界已知的东西还远少于未知。他强调中国古代科技史在今天需要以文献研究和考古资料研究为基础,并且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解决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不是科学技术史界不精心,而是斟酌者太少”【彩世界彩票注册平台官网】。二百余位专家学者探讨我国科技史学家的学术使命

探究传统 推陈出新

未来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张柏春期待,可以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做学科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综合史等方面的深化或补白,其中包括殖民地科技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的学者掌握科技知识和多种语言,更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跨文化且涉及多种语言的难题。”张柏春说。迄今,中外科技史学家对明末到晚清的西学东渐做了持续的研究,在天文学、数学、力学、化学、地理学、科学仪器、火器、造船、冶金、机械等学科门类的发展史方面做了系列的专题研究。

张柏春心中的科技史研究,需要有扎实的史料和专题研究基础。我国科技史学家应该积极改进研究范式和方法,或者说提出新的解释模式,既有史实的小心求证,又有史诗般的宏观叙事。“待到将来,我国科技史学家就可以重构中国科技史,并勾画世界科技发展的图景。”

在他看来,面向未来,我国年轻科技史学者应当超越前辈,树立再上一个台阶的信心。

“如今,古代科技史研究应该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方法。”张柏春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可与李约瑟工作媲美的、由自然科学史所牵头编著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尽管如此,目前学界已知的东西还远少于未知。他强调中国古代科技史在今天需要以文献研究和考古资料研究为基础,并且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解决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未来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张柏春期待,可以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做学科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综合史等方面的深化或补白,其中包括殖民地科技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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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眼光 认识世界

世界科技史是我国科技史学科最薄弱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是最大的。“尽管存在语言和史料等方面的困难,但我们可以以他者的眼光看国外科技发展,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和见解。苏联学者赫森曾开创关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外史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于世界科技史,张柏春充满着期待。

张柏春期盼着未来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科技界能够开展广泛的合作。“其实,科技史学家能够充分利用的考古资料,只是我国考古和文博部门所藏文物中的一小部分。”他指出,在考古资料方面,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与科技相关的或有待做科技认知的文物越来越多。《算数书》和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机模型等诸多考古发现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使有关专题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青年学者应该学几种外语,多阅读外文原始文献,做世界科技史的前沿研究,用外文发表论著,为国际学界贡献新知识,并从国际同行那里得到反馈。”张柏春直言。

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后半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愈加凸显。据介绍,虽然部分学者做了新中国的物理学史、数学史、地学史、技术史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等专题研究,但是,基本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学科史、社会史和综合史的专题研究还过少而且分散,存在很多盲区。张柏春肯定地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科技史学界不具备撰写翔实的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的条件,工作重心应着重放在史料发掘和整理以及大量的专题研究上,还可做相关的工业遗产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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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学界还只局限在对很少一部分科技典籍进行深度校订、注释和研究上。如果想有组织地扩展和深化科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张柏春毫不讳言地说,学界还亟须引入那些面向高水平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更加注重对知识内涵及其语境的深入解读。

迄今,对于世界科技史而言,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将一些经典科技史论著与经典科技文献翻译成了中文,也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论著,为传播知识和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目前学界还只局限在对很少一部分科技典籍进行深度校订、注释和研究上。如果想有组织地扩展和深化科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张柏春毫不讳言地说,学界还亟须引入那些面向高水平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更加注重对知识内涵及其语境的深入解读。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旧址

针对我国科技史界开展最早和取得成果最丰厚的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张柏春表示,未来学界有责任将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等结合起来,追踪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深化科学或技术的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从而提出更多新颖的学术问题和见解。

在他看来,面向未来,我国年轻科技史学者应当超越前辈,树立再上一个台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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